台湾是妻子，因为我在这岛上从男友变成丈夫再变成父亲，从青涩的讲师变成老教授，从投稿的“新秀”变成写序的前辈。我的《双城记》不在巴黎、伦敦，而在台北、高雄。
一湾浅浅的海峡，像一柄无情的蓝刀，把我的生命剖成两半，无论我写了多少怀乡的诗，也难以将伤口缝合。母亲与妻子之间不时有争辩，夹在中间的亦子亦夫，最感到伤心，有时实在难以两全。我久已被称为台湾作家，但是我同时也是，而且早就是，中国人———中国的祸福荣辱都是我无可遮掩的“胎记”。然而在今日的台湾，在某些场合，对某些人说来，要做中国人，简直就负有“原罪”。我只有一个天真的希望：“莫为50年的政治，抛弃5000年的文化”。
香港是情人，因为我和她有12年的缘份。初见她时，我才21岁，是内地的流亡学生。再见她时，我已中年。而她，风华绝代，正当惊艳的盛时。香港是一个国际气派的通都大邑，不但东西对比、左右共存，而且南北互通，城乡兼胜，不愧是一位混血美人。我为她写了不少诗和更多的美文。于是我这“台湾作家”竟然留下了香港时期。
